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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序阅读   只看楼主      楼主   发表于: 2011-06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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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病患者收治乱象背后是一场医学和法学的博弈

  由于屡屡发生“被精神病”事件,近年来,精神病人收治程序饱受争议。由于缺乏有效的异议制度以及司法救济途径,一些法律人士在营救“被精神病”者时困难重重。于是,媒体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到营救力量中,让这个问题显得似乎更为突出。


  近日,《精神卫生法(草案)》公开征求意见,对精神障碍的收治方面有许多新的规定,收治条件及程序也更加严格。如何立法避免“被精神病”事件的发生,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
不该进去的被强送  该治疗的进不去



  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入精神病院,“被精神病”威胁到个体安全,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。不该进去的被强送,与此相对应的是该治疗的进不去。

  另一方面,数据显示,我国70%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。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,有些甚至危及家人、社会和自身安全。


  5月12日,南京市六合法院城东法庭,开庭审理杨某杀人案。被害者是杨某的婶婶。

  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17日。杨某后来跟警方讲,当晚他看电视节目,看着看着浑身燥热,觉得电视里的美女都在勾引他。有点“飘”,他觉得母亲不是母亲了,于是去看个究竟。吵闹起来,母亲吓得往外跑,他拿起菜刀就追。


  追到堂叔家门口,看到婶婶,他觉得婶婶是20岁的女子,觉得奇怪:“到底是鬼还是个美女?”接着殴打、刀砍,致婶婶死亡。

  事发后,精神病司法鉴定显示,杨某属于短暂性精神障碍,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。

  调查发现,杨父也患有精神分裂症。因家庭贫困,父子都没医治。


制度缺陷  使稀缺医疗资源错配



  “一方面很多患者得不到治疗,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须强制收治的人,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,承受丧失人身自由、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的治疗带来的痛苦。”北京市地平线(深圳)律师事务所精神卫生立法公益律师黄雪涛说,这种稀缺医疗资源错配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制度的受害者,面临来自精神病院和未收治患者的双重威胁。


  “精神病带来很大的社会隐痛,应加强精神卫生立法进程,重视精神病群体的心理行为干预;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,最大限度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和公共安全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说。


  唐祖宣认为,卫生行政部门要尽快制定精神病收治程序,加强对精神疾病医生的职业培训,既要保证精神病人及时治疗和康复,也要保障送治人的利益不受损害。对无收入、无住所、无法定监护人的“三无”流浪精神病人,由民政部门管理并实施救助。对肇祸肇事的精神病患者,应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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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      沙发   发表于: 2011-06-24
  
亟须划清诊断和收治权限



  今年4月份,郑州市民张某给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打电话,说自己的丈夫精神异常,正在家里打砸东西,请求医院来将其带走。

  “我们事后经了解才知道,原来张某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,并要求和张某离婚。张某坚决不同意离婚,两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。张某丈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,经常在张某面前发脾气、摔东西,张某难以忍受,便想把丈夫送进精神病院。”


  “对首诊病人,我们要求家属带着病人到医院先做检查,就是要补这个漏洞。因为对首诊病人如何收治,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。”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第八病区主任张中发说:“医生要先向监护人了解病人的一些病史,然后由门诊大夫进行仔细甄别,做细致的检查,最后再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分析。只有达到住院标准要求,我们才会收治病人。如果没有病或者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的,我们会向监护人说明情况,选择更适合病人的治疗方式。”

  采访中,也有不少被访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法律界人士完全是从权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,而忽略了精神病的特殊性。在医务界人士看来,精神疾病患者是病人,首先要解决治疗和健康问题;而司法部门则更强调人的权利,即在其疾病的发作期,能否对自己的行为和公众安全负责。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: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,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,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;是否收治入院,则由法律裁定。



  


医学和法学的博弈




  6月10日,相关立法部门酝酿了26年的《精神卫生法(草案)》首次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,草案中对精神障碍的收治方面有许多新的规定,收治条件及程序也更加严格。


  草案规定,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。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。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,且有伤害自身、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、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,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。


 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,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,并通知其监护人、近亲属。

  “以前一直没有精神病强制治疗的实体标准,所有被定性为精神病的都适用于非自愿治疗。草案规定了非自愿收治的实体标准,这是草案的一大亮点。”黄雪涛说,但草案里用“扰乱公共秩序”作为实体标准,这样的标准和没有标准差不多。因为公共秩序的覆盖面太广了,自由裁量权太大,可能存在滥用的可能。发言不举手、越级上访、投诉检举不实、网络言论等,都可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。如果精神卫生法为此打开收治大门,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  黄雪涛说,草案仍然由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行使对收治不服的最后裁决权,他们是医生,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过是医学专业意见,而精神病收治的争议是一个法律争议,医生显然没有能力和资格作最后的决定。


  在精神病收治乱象的背后,其实是一场医学和法学的博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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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      板凳   发表于: 2011-06-24
      “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,把"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"看做"纯粹的医疗行为",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,也拒绝司法介入。”黄雪涛说,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,将医学上的“自知力”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,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,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“监护人”的地位。


  黄雪涛说,在精神病收治方面,总是由精神病专家把持着话语权,一些地方性条例也都是方便了医生,方便了治疗,使得侵犯精神病人的权利更容易。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,大家才觉得整个社会要约束精神科医生,更多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。


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



  黄雪涛建议,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,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;二是对那些非自愿治疗的人,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,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、治疗与否的决定权,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;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,明确规定,在精神病收治中,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。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,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。


  黄雪涛说:“目前,最核心的是要建立异议审查机制,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,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机构获得司法授权。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,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,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。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。


  与此同时,他还提出,在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建立以前,应发挥现有制度框架下法院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异议审查功能。比如建立民事法庭的速裁机制,对住院患者就收治问题提出的异议,法院以速裁机制审理异议是否成立。精神科医生可以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,患者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。提出异议,该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审查,并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,必要时当事人可以参与听证。这只需对已有制度作出轻微调整,不会增加财政负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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